“韩子石：墙隙三闻”展览现场，广东时代美术馆，广州
2025年3月29日至6月22日
图片致谢广东时代美术馆，由彭靖拍摄
何为“有效创作”、何为“有效展览”？
采访 / 李宁、唐煜婷
撰文 / 唐煜婷
编辑 / Art-Ba-Ba办公室
图片致谢广东时代美术馆及艺术家
上月底，广东时代美术馆揭幕了一场意在探讨紧张关系与权力空间相关议题的艺术家个展“韩子石：墙隙三闻”。这场展览缘起于去年颁发的艺术奖项——E.A.T.PRIZE。这一奖项是由广东时代美术馆联合MACA艺术中心及上海外滩美术馆共同推出，魔灯院资助并推动。而引起我们关注的是这一奖项的机制与过程：从提名委员团成员就各自熟悉的区域和领域，对合作和对话过的艺术家的作品及实践履历加以提名，审阅及互评，到终审评委团成员就入围艺术家针对广东时代美术馆提供的特定展览空间提交的个展方案进行评议、讨论及再修改，最终选取其中一位获奖艺术家，呈现其获奖方案的展览。
如果我们站在这一奖项意图循序渐进地关注处于职业跃升阶段的年轻艺术家及其创作实践的设立初衷，去观察整个评奖的工作体系时，可以看到通过不同艺术机构之间的联合和推动，触发着艺术生态中不同从业角色之间的深入交流和共同生产，这也诠释出他/她们对于“当下涌现之艺术”的期待。
“韩子石：墙隙三闻”展览现场，广东时代美术馆，广州
2025年3月29日至6月22日
图片致谢广东时代美术馆，由彭靖拍摄
事实上，当我们站在首届获奖艺术家韩子石呈现的展览现场时，同时还会浮现出许多我们今天仍旧需要进一步思考与深挖的问题。比如，中国的艺术生态需要如何去支持年轻艺术家；年轻一代艺术家的创作性体现在哪里；他/她们正关心着哪些不同的议题；所处的职业阶段、作品积累、表达语言等方面正在发生的变化都有哪些？今天的国内艺术现场缺乏怎样的年轻艺术家实践，他/她们又在面临着怎样的考验；以及，国内的艺术生态需要或者说缺少怎样的创作和展览类型？
我们通过长线观察和多边讨论的持续性视角，将关键性问题依序抛给了奖项的五位提名委员团成员（独立策展人、研究者陈旻，策展人、写作者陈玺安，策展人李伊宁，策展人、写作者栾诗璇，艺术史学者、策展人、艺评人王辛）和五位终审评委团成员（广东时代美术馆学术副馆长及首席策展人蔡影茜，MACA艺术中心总监杨北辰，上海外滩美术馆馆长及首席策展人朱筱蕤，学者、策展人向在荣，艺术家王拓），将他/她们在评审过程中对于年轻艺术家创作实践的感知与判断呈现在本文中，借此追问在当下的艺术语境中何为“有效创作”、何为“有效展览”。采访中，十位评委不仅立于各自的立场提供了具体且多元的判断维度，也体现出在可持续对话机制下重塑起对于艺术语言、生态支持系统与未来可能性的持续思考方向，从而共同构成一份兼具启发性与现场感的年轻一代艺术创作的问题回应。
“韩子石：墙隙三闻”展览现场，广东时代美术馆，广州
2025年3月29日至6月22日
图片致谢广东时代美术馆，由彭靖拍摄
Art-Ba-Ba：
我们了解到在初选“E.A.T.PRIZE”入围艺术家时，是以与你们个人曾经有过合作的年轻艺术家为基准，并且你们也非常熟悉他/她们所处的职业阶段、作品量的积累、关心的议题、艺术的语言等，反过来讲这也是你们所关心的年轻艺术家的创作状态和思考的问题，对于这些具体的考量维度是如何进行判断的？并且你们怎么看待今天年轻艺术家的创作实践？
栾诗璇：
说实话创作的议题和着眼点以及语言方面的更新对我来说是比其他二者更重要的。当然这个奖项的性质要求我们更去关注相对年轻的一代，所以对于职业阶段和作品数量会有一个大致的范围上的限制。对我来说所谓对于议题的考量，撇开其他不谈，其中很关键的一点是这个议题对于艺术家而言为何重要，这种关注从何而起，又会往何处发展。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决定了实践的层次、生命力和深度，这也来自我对自己个人的工作的一些观察和思考，我认为适用于大多数的文化工作者。所以我个人会相对不倾向于那种职业上过于聪明或者策略化的选择，因为我觉得这样的选择方式迟早会成为一种限制。这也是我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目前这个阶段我更希望去了解的是那些不从职业发展的眼光去设计自己创作的、“固执”的创作者。
E.A.T.PRIZE 2024发布会现场，广东时代美术馆，广州
图片由E.A.T.PRIZE提供
E.A.T.PRIZE 2024入围艺术家名单
从左往右依次为：曹澍、韩子石、江一帆、龙盼、张哲熙
照片由E.A.T.PRIZE提供
E.A.T.PRIZE 2024颁奖现场
照片由魔灯院提供
陈旻：
其实按照今天社会就业市场的标准，我和我提名的几位艺术家也不年轻了。为什么进入这个行业且留存至今，是因为我们认为，艺术姑且还是一个有效的渠道去商议一些我们当下关心的问题。客观的说，我也不算是一个标准的“职业策展人”，所以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感兴趣的议题和合作的艺术家，与之保持长期讨论和交流，挖掘项目的更多面向和深度。此次很荣幸能够参与奖项的初期提名和评选工作，对我来说，无论艺术家处于什么职业阶段，重要的是ta的创作和思考动态能够被更多业内人士看到，制造更多合作和对话机会。
在议题之外，我很在意艺术家对于ta所选择的媒介的理解和掌握，无论这个媒介是泥巴、梦还是AI。媒介就是艺术家本体的“代理” (proxy) ，如果不对这个“代理”在历史上的位置和它今天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有所理解的话，也就没法为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行动位置。在本次评选过程中，我有时会和主办方聊到创作者的技艺 (craftsmanship) 问题。如果说近年来艺术世界又找回了对艺术语言的重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到艺术语言本体论的舒适区内，或是为了响应“工匠精神”的号召，或是将它当成衡量作品市场价值的依据。近年来技术哲学的热潮已经向我们指出了，技术和技艺始终与人的生存和创造问题息息相关。
就像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的那样，“问题的意义在于回答问题的方法。[……]告诉我你如何做研究，我告诉你，你研究的是什么。” 无论艺术家选择的是当下备受关注的议题，还是实效性更为长久的议题，在我看来，关键在于ta想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事实”，我们又该如何回应ta投来的忧虑/期待/愤怒的目光？出于当前的条件限制，我没有太多机会和更年轻一代的艺术家认识和接触，但就我目前的观察来看，周遭世界越来越被信息茧房包裹，在这个总体架构下，无论创作者关心的议题、使用的媒介和技艺是多么千奇百怪，我相信都能找到它的对话群体，即使不在今天和这里，也会在明天和那里。一个创作者应该和什么人、如何和那些人达成有效的沟通？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无论在哪个时代，创作者都应该去尝试创造新的艺术现场。
曹澍，《妖糖》，2023
照片由E.A.T.PRIZE和艺术家提供
曹澍针对E.A.T.PRIZE 2024入围艺术家做的“延宕的白光”展览方案
照片由E.A.T.PRIZE和艺术家提供
Art-Ba-Ba：
我们觉得很重要的点是在初评的过程中，每位评委是给其他评委提名的艺术家进行打分，这也势必会体现出每位初评评委要释放自己的专业性和经验，在你们各自的观察和评判过程中看到了年轻艺术家正在关心哪些不同议题？（每位初评评委本身处在全球的不同地域）你们会对他/她们以此展开创作的语言方式有怎样的看法？与你们工作中所关心的问题能产生哪些共识和有待讨论的地方？比如对全球不同文化语境的讨论、与艺术家自身经验的关系、艺术语言的创造性等等。
王辛：
我对艺术家创作的“议题化”感触复杂，虽然我并不质疑大部分艺术家对于其关注议题的真诚与敏感度。年轻艺术家通过某些议题和标签，相对迅速地进入语境、与合适的策展人和机构驳接，这有时甚至不是主观可控的。我所担心的是“议题化”带来的创作思维惯性，这在很多艺术家对作品的表述、呈现上都有所体现，包括“研究性艺术” (research-based art) 被滥用带来的影响。所以往往让我珍视的是难以被议题概括或定义的，又能够深切洞察且富有想象力地去拓宽生活的创作，因为所谓议题不过是政治历史文化生活的提炼，本就无人能跳脱其外。虽然评委们身处不同的地域，面对不太一样的文化语境和现实，但是艺术行业还是相对比较小，我们其实交集很多，所谓真正的差异上可能没有想象那么大，但是评议的过程中，至少对我而言，在发掘、了解其他提名人推荐的新艺术家中有不少收获。
江一帆，《邻居》，2023
照片由E.A.T.PRIZE和艺术家提供
江一帆针对E.A.T.PRIZE 2024入围艺术家做的“皆大欢喜”展览方案
照片由E.A.T.PRIZE和艺术家提供
李伊宁：
这次初评的过程充满了惊喜的发现。我近十年先是扎根香港，这两年又在伦敦负责聚焦全球南方的国际驻留艺术计划，在策展工作中没有太多机会近距离地了解许多居住在大陆的新一代艺术家。有些获提名艺术家，比如葛泰然与旦增达美、潘草原让我眼前一亮，他们所关注的议题和创作手法深刻地反映出自身民族、信仰、本土文化身份等的影响，我之前没有太接触过，但仔细一想又和许多我平时接触的各国艺术家关注的议题不无相通。比如葛泰然与旦增达美曾对藏区街头商贩售卖的“拉萨鱼”进行调研，构建出一场虚实结合的展览，这和许多从食物为切入点介入生态危机、人口流动等复杂社会议题的他国艺术家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曾获透纳奖提名的居住在伦敦的艺术家组合Cooking Sections。作为初评评审，我最大的收获是有机会与其他四位评审深入交流在不同语境中对二十五位提名艺术家的看法，了解到许多让我眼前一亮的艺术家，我期待和他们找到在此奖项以外合作、交流的机会。
陈玺安：
本奖项的特别之处在于对展览制作的关注，因此评选的考量，并非仅以艺术家当下的活跃程度为准，而更聚焦于其在创作与展示之间的实践深度。整体而言，即便入围者有少数以绘画为媒介的创作者，25人的长名单中未将近年来在商业上较为活跃，直奔蓝筹股发展的画家纳入其中。相反，若干海外艺术家用更诙谐低成本的方式撬动创作和批评的空间，以及近年在国内进行田野实践的年轻艺术家占据了不小的比例。而我的评判标准则集中在不同艺术家对展览制作的理解，以及在空间中展示的匹配程度。艺术家如何转化个体的经验，以此探索艺术语言？有不少入围艺术家在这一方向上展现出相当程度的探索与投入。此次入选的韩子石便是在研究与创作之间展现出极为精彩的尝试。不过，整体而言确实因为海内外的信息差，两边的艺术家很难放在一起做比较。某种程度而言，或许10年前不同国籍的年轻艺术家们——在对于创作的理解上——彼此的距离来得更近一些。
韩子石，《居于流泥》，2023
照片由E.A.T.PRIZE和艺术家提供
韩子石针对E.A.T.PRIZE 2024入围艺术家做的“墙隙三闻”展览方案
照片由E.A.T.PRIZE和艺术家提供
Art-Ba-Ba：
在终评的评选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形式是入围艺术家根据广东时代美术馆的展览空间结构给出个展方案。想请两位谈谈通过年轻艺术家的个展和群展的两种不同方式对其创作实践展开观察，可以获得怎样不同的认知？这对今天的年轻艺术家有着怎样的考验？“个展”是否也比较容易暴露出今天的艺术现场及年轻艺术家实践中比较或缺的经验、线索和创造力？
朱筱蕤：
“个展”与“群展”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呈现方式的问题，而是观看方式的问题，是关于艺术家如何在结构性框架下被解读的问题。在群展中，个体艺术家的工作呈现往往比较容易碎片化（也有个别艺术家的工作只在群展中成立）。个展更多挑战的是艺术家如何approach一个项目。你可以说，在个展中艺术家没有群展的“集体庇护”或策展文本上的补足。但这并不意味着个展比群展更能体现艺术家的“完整性”或“成熟度”。相反，个展更容易暴露的是艺术体系对年轻艺术家的过早期待。我们是否过度强调了年轻艺术家必须在某个特定阶段就建立起一个“完整可读的创作体系”？许多让我着迷的，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在早期的实践中往往是“未完成”的、混乱的、充满矛盾的。在一个更丰富的艺术环境里，个展不仅仅是展示，而是艺术家对某种概念的深度实验，是他们主动创造的一种观看经验。但在国内，许多年轻艺术家的个展往往仍然是一个“证明自身”的环节，而不是一次“打开问题”的机会。这意味着，我们在评估个展时，不能仅以艺术家是否“完成了”这个展览为标准，而是应该看他们是否在展览中制造出了真正的思考张力。
E.A.T.PRIZE 2024终审评议现场，广东时代美术馆，广州
照片由E.A.T.PRIZE提供
王拓：
如果只是从艺术家个人实践的意义来看，个展和群展是两个事情。群展的主体更是策展人的工作，就像是写作，词语连成句子，句子组织段落，段落论证观念。艺术家的作品在群展里常常被拿来当作词语或者句子，它被切片化和被抽象化为一些小的单元，有时甚至被反向重塑，虽然没有好坏。在一个好的有建设性的展览里，好处就是兴许能获得一些思辨性对话，前提是展览也保持了单独作品的主体性，没有让它彻底失去语境。
个展，或者说个人创作的脉络和结构，其实是艺术家更关心的事情。在这里，问题意识，语言，美学逻辑，都不是孤立的和被比较的，时间也被放进一个更广阔的框架里。有趣的个展，它需要邀请观众从识别一个不在任何系统中的语法开始，去尝试一整套新的逻辑。个展和个展间，也是彼此不断推论的。
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只创作，不展览。或者说，只关心如何提出和解决问题，而无所谓如何展示。除非创作本身是关于空间的，或者展示本身是政治性的。
我个人感觉，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好像都是群展的问题更大，我隐约觉得群展被很多说不清的机制塑造出了一种值得考察和辨别的价值体系。
龙盼，《桐树》，2022
照片由E.A.T.PRIZE和艺术家提供
龙盼针对E.A.T.PRIZE 2024入围艺术家做的“仙境路口”展览方案
照片由E.A.T.PRIZE和艺术家提供
Art-Ba-Ba：
在终评评委对艺术家的方案进行讨论提出修改建议后，入围艺术家进行修改再评选。这一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艺术机构、策展人、学者、艺术家对于年轻艺术家通过个展去充分呈现其创作线索时所提出的要求、共同展开的工作，以及针对展览经验展开的交流。你们是如何与入围艺术家进行沟通和探讨的，能看到他们哪些共性的切面和值得关注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最看重展览呈现的哪些层面？从你们的工作领域来看，机构、策展人该如何彼此交流、协助这些年轻艺术家从议题的观念表达，到作品及展览的充分串联呈现？国内艺术生态需要/缺少怎样的年轻艺术家的创作和展览？
杨北辰：
令一个奖项区别于其他奖项的重要指标是其机制的独特性。国内艺术奖项普遍存在着评选机制不完善以及定位不明确的问题。E.A.T.PRIZE比较独特的地方就在于其严谨的设置，从初评到终评的流程完整且充分，尤其是终审评委与艺术家在正式递交方案前的交流环节，应该算是一项很特别的发明。
在与入围艺术家一对一的对话中，我明确感受到几位艺术家之间的不同，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处于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面对的生态的差异——你能明显察觉到生态如何作用在艺术家的创作之中。由此可以引出的一个话题，当下的国内艺术生态是否为年轻艺术家的成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我个人认为国内的欠缺之处在于整个链条的不完整，除了商业系统在不断吸纳新艺术家之外，其他的环节存在明显的欠缺，或者说生态能够给予艺术家的“关系”是相对贫乏的。当然这涉及某种“底层”逻辑，即艺术生态与整个社会的生态之间无法同频共振，甚至相互抵触。
E.A.T.PRIZE在这一点上又体现了另一点创新。以“机构联盟”的形式发掘与呈现年轻艺术家的工作，这种机构“背书”提供了一种“可见性”的保证，以对抗强势的社会或者商业逻辑。我甚至想说，这是一种“保护”，对于已经非常脆弱的生态而言。这也令人想起之前的“华宇青年奖”，不得不说，一个成功的奖项可以在大环境中制造一个小环境，为年轻艺术家搭建起一处平台与屏障，一种支撑性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出发，E.A.T.PRIZE所推进的事业其实是非常重要且值得珍惜的。
E.A.T.PRIZE是一个以展览作为单位的奖项，因此展览的最终呈现效果是我非常关心的一点。整体而言， “墙隙三闻”的现场是十分精彩的。韩子石的创作往往基于一种“系统性”的思考模式，将整个展览作为作品本身，这一点在本次展览中体现的很明显。很显然，作为第一位获奖者，他为之后参与奖项的艺术家树立了一个样本，即这个新设立的奖项寻找的是具有实验与探索精神的艺术家，要勇于制造问题与挑战现场。
张哲熙，《海洋简报》，2023
照片由E.A.T.PRIZE和艺术家提供
张哲熙针对E.A.T.PRIZE 2024入围艺术家做的“Stone Soup”展览方案
照片由E.A.T.PRIZE和艺术家提供
向在荣：
评选是一件很扑朔迷离的事情，里面牵涉很多因素，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如何排列决定了一个奖项的评选结果是否有效，或者说，是否能够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作为这个奖项的第一次，我们想要达到什么效果是评审的过程中不断达成的共识而不是预设的。入围艺术家已经经过第一轮的选拔，在第二轮面试之前，我们各自都和艺术家单独聊过，这个过程中，我最注意的问题是，艺术家如果清晰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创作初衷，方法和提案的总体构思。这就回到我最先说到的“很多因素”：比如，一个非常好的提案会不会因为口头表达的拖沓而影响评委们的判断？或者换过来说，一个非常擅长夸夸其谈的艺术家会不会因此得到更多的关注？作为一个新锐奖，我们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鼓励青年艺术家注意口头表达能力（以及其他的非艺术研究和创作本身的面向，比如作品集的呈现，使用什么语言等等）？在多大程度上要有意识地抵御过分的“自我包装”？还有一个我们大量讨论和考虑的面向是第一次的评奖结果是对奖项的“定调”还是各种调子中的一种？（大家不用担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达成共识，下一届的评选有可能会和这一届非常不一样——这又回到我前面说到的吊诡的、非预设的循环关系）。
E.A.T.PRIZE 2024终审评议现场，广东时代美术馆，广州
照片由E.A.T.PRIZE提供
蔡影茜：
这个过程是我们在讨论奖项设置的时候特别加入，并且在初选提名的时候，就跟初审评委及所有提名艺术家强调的一个关键评审流程，因为奖项希望为艺术家提供在市场以及消费性展览惯例之外的实验空间。疫情后的展览数量有了爆发式的增长，但对于年轻艺术家而言，在适当的条件下试错，思考并推进创作的机会反而减少了。所以我个人在跟艺术家沟通的时候，会注重艺术家对于个人位置性和创作阶段的自觉，并且看到他们的方案和陈述，除了以赢取奖项为目的以外，也能对个人职业生涯及未来发展保持开放。
我觉得现在艺术家的教育给予了他们非常充分的“专业导向”，但其实一个年轻艺术家从踏出学校开始，需要有10-15年持续的创作生涯，才能完成从“新锐”到“职业中期”的转变。这期间能通过“价格”或“流量”获得关注的只是少数。大部分艺术家在这10年中应该积累到与不同的从业者沟通合作的能力，并在完善并打磨艺术语言的同时，学会向更多的人——很可能是文化或社会背景跟自己有所差异的人——介绍并呈现自己的作品。所以我在跟入围艺术家探讨的时候，会期望他们提出前瞻性的而不是回溯性的方案，而在描述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不要过多的挪用既有的学术概念或者话语。我也希望艺术家有一定的现实感，他们在把我视作可以深度对话的专业观众的同时，也将我作为与其它的实体发生关系的联结点，比如说普通观众、空间、预算、供应商等等，以充分调动自己在协商中能动性，保证创造概念和作品实施的完整度。
这次入围的方案完整度都很高，但评委在讨论的过程中，并不是很看重建模和尺寸是不是精确这类技术性问题；大家更关心的是这个艺术家在未来的5到10年中，能否不安于既定的主题和语言，通过参与不同展览或文化语境的讨论，构建出自身创作的独立性和持续性。这种在不确定性中坚持下来的素质，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机构、策展人和艺术家的工作之间，理解和信任是基础。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充满不确定性，这与优绩主义的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和艺术家共同工作”是一件听起来很简单，实践起来却往往困难重重的事情。策展人常常要为艺术家提供情感和物质的双重支持，但在这些年的工作中，我觉得帮助年轻艺术家看见彼此，通过作品与展览、机构和艺术之外的世界建立具体的关联，也是机构的责任之一。
艺术家的创作一直都是丰富多样的，根本问题是国内艺术生态的单一，催生了观众对艺术的认知和期待的单一。我们的普通观众仍然希望艺术在形式上是美的，在观念上是现代主义的；而教育水平更高的年轻观众，虽能通过语言理解复杂概念，却不一定熟悉并认同当代艺术的表达形式。更有甚之，如果展览都成为自负盈亏的文化消费品，那么艺术家也会被降维成供应商；在这种逻辑之下，我们很难期望艺术家将展览视作一个重要的表达和沟通媒介，更不要说期待他们在一些困难的媒介和议题上坚持创作了。
“韩子石：墙隙三闻”正在广东时代美术馆展出，点击海报跳转更多展览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