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海边修士》，1808-1810，图片：Andres Kilger. Courtesy of Alte Nationalgalerie,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如 果你现在列一份当前在纽约值得一看的“最佳画作榜单”，那么从第一到第三名，甚至到第四名的作品可能都会来自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新展“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自然之魂”（Caspar David Friedrich: The Soul of Nature）。无须多言，这个展览几乎是近期艺术展的必看之选。它与弗里德里希250周年诞辰的庆祝活动（去年在这位艺术家的祖国德国举行了盛大的庆典）相关联，并展出了他的代表作《雾海上的旅人》（Wanderer Above the Sea of Fog, 1818），以及其他很多你或许知道（或应该知道）的画作，比如极具现代风格的《海边修士》（Monk by the Sea, 1808-1810），画中有一个小小的、但是看起来很圣洁的人物站在海滩上，背后是广阔的天空；还有梦幻的《生命的阶段》（The Stages of Life, 1835），它有着落日的色调和神秘的气息。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生命的阶段》，约1834年，图片：Courtesy of Museum der Bildenden Künste, Leipzig在这些名作之间，还穿插着其他的各种作品，有大有小，绘画媒介也不一，它们综合展示了弗里德里希对自然的生动观察以及那种异域感的视角。老实说，我觉得弗里德里希有点难以捉摸——每当我以为自己搞清楚了他是如何思考的、他的“公式”是什么的时候，又突然会意识到，他似乎在做相反的事情。其实，那种未解的压力感，或画面中那种思维的漩涡，正是弗里德里希作品的精神性所在。这也正是让他成为德国浪漫主义领军画家的原因。因此，如果要我为“这是个伟大的展览”的这句结论再提供一些补充的话，我想反思一下“浪漫精神”的意义。反理性的时代弗里德里希出生于1774年，正值启蒙时代的末期。1784年，哲学家康德（1724-1804）发表了小册子《什么是启蒙运动》，这本小册子像宣言一样提倡“在任何时刻都能自由地公开使用个人的理性”。欧洲的知识精英们认为理性思维能够消除迷信，并迎来一个新时代。浪漫主义思想作为一种对前者的反击最初起源于1798年，出现在一本名为《雅典娜神殿》的小型刊物上，杂志由施莱格尔兄弟（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创办。德国浪漫主义者从启蒙时代中汲取的思想是将个体作为出发点，但颠覆了启蒙思想的很多内容：他们不再推崇理性，而是崇尚想象；不再追求清晰，而是强调矛盾；不再推崇启蒙的力量，而是迷恋神秘的“黑暗”。《雅典娜神殿》的第一期宣称，浪漫主义的第一法则是“艺术家的意志不受任何超越自己的法则的限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山中的十字架》，1805，图片：Ben Davis正是在这本刊物出版的同年，年轻的弗里德里希搬到德累斯顿，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他最初选择媒介并不是油画，而是墨水，展览中如幽灵一般的褐色调风景画令人印象深刻。其中一幅《山中的十字架》（Cross in the Mountains, 1805）描绘了一个独自屹立于自然中的十字架雕像。从远处看，这个十字架在树林中与天空的背景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幅作品也是日后一组更大规模的祭坛画的基础图像（不过那组作品并没有出现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展览现场），它于1808年首次在弗里德里希的德累斯顿工作室里亮相，周围用黑布装点出戏剧性的氛围，并且使用了昏暗的照明。这为艺术家赢得了第一次公开的成功——尽管是一次很有争议的成功——因为此作品引发了一次被称为“拉姆多尔事件”的争论：艺术评论家巴萨留斯·冯·拉姆多尔（Basilius von Ramdohr, 1757-1822）在一篇文章中猛烈地抨击了《山中的十字架》。“当风景画要偷偷进入教堂，并悄悄逼近祭坛时，那真是自大的表现，”拉姆多尔写道，并进一步批评弗里德里希的画作是“不理性且扭曲”的。从本质上讲，拉姆多尔倒是准确地指出了这位当时还很年轻的画家的作品特质，并揭示了浪漫主义情感究竟是什么。然而，德累斯顿是崇尚浪漫情感的热土，支持者们纷纷站出来声援弗里德里希。拉姆多尔所讨厌的——不仅是关于自然的画作突然成为精神崇拜的新载体，而且自然被以扭曲的形式以表达情感，而非真实的呈现——恰恰是观众们喜爱的部分。当然，弗里德里希也为自己辩护了。他说《山中的十字架》是一幅可解读的寓言：太阳代表上帝，常青的树木象征永不褪色的信仰，十字架“高高矗立在岩石上，坚固不移，也暗指我们对基督的信仰”。但显然，无论在今天还是当时，这幅作品带给观众的震撼其实是来源于一种荒凉感。这个画面可以有两种解读方式，要么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充斥了上帝恩典”的坚定表达，要么它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出“个体痛苦的孤独戏剧”，这取决于你的观看角度。几年后，弗里德里希创作了另一件重要作品，即《海边修士》。他写道，自己试图通过那片风暴般的海洋景象，喻指自然中的死亡与彼岸的启示。然而他也强调，这种启示“注定永远保持在人类有限的知识之外”，并且说即使是对他自己而言，“我想要表现的内容以及表现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个谜”。“自然之魂”的争夺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18世纪末期启蒙时代乐观主义精神在德国的崩溃？其症结是拿破仑。理性时代变成了革命时代。在法国，理性思维驱散过去迷雾的信念变成了对“君权神授”的攻击。生活在（今天的德国国境范围内的）各个小国里的知识分子们最初带着乐观的态度看待法国大革命，但他们的君主却深感不安。由此产生的政治紧张局势导致了与法国的冲突，1793年后，法国占领了莱茵河以西的德国领土，开启了长年的纷争。直到两个动荡的十年后，拿破仑才最终被击败（弗里德里希本人在德累斯顿战役期间也不得不逃离了这座城市）。Georg Friedrich Kersting，《弗里德里希在他的工作室里》，1811，图片：Ben Davis与此同时，随着大革命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在拿破仑的统治下变为帝国，知识界的坐标发生了改变。在《雅典娜神殿》中，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做出了法国大革命的评论，他称其为“历史上最伟大、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几乎引起了普世性的震动，是政治世界中无法衡量的‘大洪水’，抑或是革命的典范，甚至是革命本身”。但他也将其描述为“是这个时代里最可怕的怪诞事件，所有最深刻的偏见和最强烈的预感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可怕的混乱局面，并且编织成了一场人类的巨大悲喜剧”。1806年，在拿破仑的压力下，神圣罗马帝国解体。拿破仑在耶拿战役中击败了数量上占优的普鲁士-萨克森联军。这个胜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迫使德国领导人把他们的战争、经济和政府方式都进行重组组织并推进现代化——这也成为了现代德国统一的起点之一。据说，当法国将军拿破仑率领着庞大的军队穿过耶拿小镇时，当时33岁的黑格尔透过自己的书房窗户看见了这位威风堂堂的领袖，并写了一段文字，称此情此景是“身为世界精神的皇帝骑马出城，这个人在马背上指点天下”（这句名言应该是转述的，但也大致传达了他所说的要点）。黑格尔在这一时期诞生的新哲学就是试图说明历史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充满暴力冲突的动态过程，是由思想的激烈碰撞所塑造的。我知道这些背景故事有点冗长，但之所以提及这些，是为了引发你对以下问题的思考：在这个充满史诗感和戏剧性的历史时刻，传统上一直较为小众的风景画（要知道，当时社会中主要的艺术流派是历史题材画作和伟人肖像画）居然成为了弗里德里希作品中崭新的主题，这难道不令人惊讶吗？或许弗里德里希转向自然是为了逃避现实，把未受污染的大自然作为从脏乱的时政中获得解脱的方式。然而，与此同时，也正是弗里德里希的风景画带给我们的一种很特别的心理戏剧感，使它们具有了持久的独特性。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晨雾中的山峦》，1808，图片：Ben Davis再回头来看看那幅生动且令人难忘的《晨雾中的山峦》（Morning Mist in the Mountains, 1808），这是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树林掩映的山峰几乎被雾气遮掩，在山上的某个几乎看不见的地方，有一座十字架竖立其中——你会感到有一种几乎能席卷大地的动荡力量几乎要吞噬掉十字架这样一个素来被看作是救赎的标志。弗里德里希的自然并不是伊甸园式的，它是如幽灵一般的、被“鬼魂”所萦绕的。他的画面里还会出现废墟（《奥伊本的废墟/ Ruins at Oyben》，约1812年）、船难（《月光下的北海/The North Sea in Moonlight》，1823-24年）和古老的原始纪念碑（《秋天的巨石阵/Dolmen in Autumn》，约1820年）——这些都是浪漫主义的象征，象征人类的雄心其实是渺小而短暂的。他的作品中还充满了戏剧性的天气和天象，传达了一种强烈的当下感，好像是一种急迫的预兆（艺术史学家Arnold Hauser称之为浪漫主义艺术的“偶然性”，即“将现实解构为一系列无法定义的、无实质性的偶发事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 《秋天的巨石阵》，约1820年，图片：Ben Davis如果记得大学时候学的哲学知识，你可以说弗里德里希的“艺术公式”是非常“黑格尔式”的：一个命题（当代人类历史的戏剧感、错杂感）遇到一个反命题（逃入自然的冲动），两者的能量结合、碰撞，最终融合成一个新的综合体（这就是弗里德里希的充满情感、富有历史意味的自然）。当然，能证明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氛围被融入到了弗里德里希的自然图像中的最有力的证据，其实是一个简单的传记事实：拿破仑战争时期结束、德国恢复平静之后，这位艺术家便逐渐失去了人气——大众认为他太过忧郁、太奇怪，已经不能适应之后那个更稳定的时代了。所以，他最终死于贫困。现代感的来源在这种剧烈的冲突能量的推拉之间，我觉得弗里德里希有时会“走得太远”，有时候会创作一些过于简单浅显的自然景观（尤其是在他后期的画作中会这样），有时候也会过度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使作品变得有些过于人为和夸张（大约创作于1812年的《森林中的十字架/ Cross in the Forest》就是如此）。可能是这其中的平衡很难把握，真正稳定的“合成”永远无法实现，或许能尽力捕捉的只有一种脆弱的瞬时平衡（事实上，这种平衡本身就是浪漫主义戏剧感的一部分）。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森林中的十字架》，约1812年，图片：Ben Davis在“自然之魂”展览中，我发现了一些以前所不知道的弗里德里希作品的魅力——可以理解《雾海上的旅人》为何能成为如此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在他其他作品的背景下，这幅画似乎更显得独具一格。虽然它可能是在你想到“德国浪漫主义绘画”这个标签时最先能想到的作品，但我认为它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范围的共鸣，与它所运用的公式有关，这个公式巧妙地掩盖了浪漫主义敏感性中的棱角。值得注意的是，这幅画创作于1818年，正处于激烈的解放战争结束后的冷静期。与《山中的十字架》或《晨雾中的山峦》中展现的那种“人类信仰仿佛在挣扎”的感觉不同，《雾海上的旅人》特别吸引观众的点或许是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切入点。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雾海上的旅人》，约1817年，图片：Elke Walford在“自然之魂”中，很少有作品里的人物被画得如此之大，也几乎没有其他作品像这幅画一样将人物置于画面的正中心。人物被四周的大自然包围了起来，地平线所投射出的光线似乎在这位画中人的心脏处汇聚，他站在山顶上，掌控了这片景观，俯视着这片狂野的风景，而不是像《海边修士》那样被它淹没。最后，虽然关于《雾海上的旅人》画的是谁或代表什么的讨论一直存在，但今天这幅画的流行显然与人物的姿势密切相关，他身上那件绿色天鹅绒的衣服和手杖看起来有些浮夸，形成了一种让人不得不注意的不协调感。而这一切元素综合起来，似乎在暗示着大自然就是一个舞台布景。如果这样想的话，画面里那朦胧的雾霭和云层也似乎并不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崇高力量，而是电影中使用的烟雾效果，用以戏剧化地表达主人公内心的情感。在一个静态的观念逐渐让位于以变化为法则的历史时刻中，弗里德里希的艺术通过大自然的壮丽景象，巧妙捕捉到了一种迷茫。我认为《雾海上的旅人》之所以到今天也能让人感到很有关联，正是因为他捕捉到了这种迷茫，从而使人能够感受到现代感。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自然之魂”正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将持续至2025年5月11日。

文丨Ben Dav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