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剧院宛如两块被珠江水冲刷过的灵石，外形奇特，复杂多变，充满奇思妙想。
上海凌空SOHO是扎哈·哈迪德在上海的首个建筑设计作品。
不久前，知名英籍建筑师扎哈·哈迪德在美国迈阿密的一家医院因心脏突发疾病去世。这位近10年来在各大地标性建筑的竞赛中几乎无可匹敌的女建筑师，留下了400多人的事务所和上百个未完成的项目，溘然离开。
生前，她因脾气暴躁被人称为“女魔头”，也因设计华丽酷炫被人诟病“形式大于内容”，然而她的早逝，却仿佛点燃人们长期未得宣泄的一把火，将所有的溢美之词扔向她。如何评价这位被称为“只有未来才能评判她”却又收获最多商业成功的建筑师？扎哈的成功究竟是一场可以被写入教科书的经典案例还是绝不可复制的孤傲存在？她对形式的极致探索究竟有其背后的理念支撑，还是说诚如一些人批评的那样，只有一副空洞的好皮囊？
是消费时代的快餐，还是对后现代美学的对抗？
在扎哈去世后，人们用“巨星陨落”“划时代的建筑师”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她，一片赞美声中，《城市中国》创刊主编、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展人姜珺在《周末画报》上发表的一段评论性文字就显得“格格不入”，但与前几年人们对于扎哈“形式大于内容”的批评不谋而合。他这样写道：“在扎哈的作品中很难看到那种与这个时代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相应的辨证性……扎哈的反叛与她的导师库哈斯还有相当距离——现代城市之复合内容，她是个偏才而不是天才更不是通才，她的作品更像一道入口刺激而缺乏回味的快餐，她也正因此成为了我们消费的宠儿。”
对此，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上海西岸双年展的策展人李翔宁表示了赞同。他认为，谈到扎哈的建筑创作只能提她的形式美，很难说出更多思想性的东西。在他看来，建筑师分为两种，其一是专注于对于不同时代问题回应的，因此他们的设计不纠结于形式，而在解决不同的问题，应对不同城市环境提出不同策略。其二则如扎哈，更多的坚持体现在形式上。前者如勒柯布西耶和库哈斯，他们对于不论是工业生产的系统、城市面临的巨大挑战还是当下时代由数量累计造成质变的某些现象，在作品中都有哲学性的反应，而这一方面扎哈的作品呈现较少。
对库哈斯和扎哈这对“亦师亦友”的伙伴的评价，在建筑评论家、策展人方振宁看来则是另外一幅景象，他认为，这两位疯狂的当代建筑师只是行走的道路不同，其实殊途同归。库哈斯关心城市、理论、历史，设计只是其中一面。而扎哈对历史和城市的关注是融合在她的建筑中，她更多地专注于自己的设计。这种“分歧”并没有什么高下优劣之分。青年建筑师黄元炤也同意这种观点，库哈斯从城市、都市甚至建筑策略去切入到建筑的关系，而扎哈则是直接从单体建筑入手，两人手法不同，但精神的倾向性应该是同一个方向。
“我们评价扎哈，应该回到那个时期，理解她对当时建筑界的冲击。之后的设计她延续了自己的长处——将空间展现出丰盈的流动力和悸动的生命力。”黄元炤认为，扎哈所呈现出的表现形态，是对于后现代主义美学的一种对抗，同时也瓦解了传统建筑中与自然对立的状态。
与环境相融合是不是伪命题？
扎哈有一句名言向来被人们津津乐道，“如果你的周围都是垃圾，你也要和垃圾相融合吗？”这句桀骜不驯的反击，回应的恰恰是扎哈在国内的许多项目所受到的批评：体量过大、造型突兀、与环境不相融合。而这一批评在扎哈赢得东京新国立体育馆项目时在日本发酵到了最高潮。
撇开东京的复杂性不谈，在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快速崛起的大国形象为扎哈提供了创作的舞台，广州歌剧院、望京SOHO、银河SOHO，都算得上是当代非常大体量的建筑物。与之相对的，“中国沦为外国建筑师的试验田”的舆论也由此而来。
在这一点上，不少学者站在为扎哈辩护的立场上。方振宁认为，中国建筑界对她的批评声不断的原因有二：第一，扎哈的建筑风格落地中国，与周围缺少官能性和时尚感的建筑相比，就显得非常突兀，让很多人感到不适；第二，中国的有些项目品质和完成度非常差，比如广州歌剧院，在施工和材料上都没有实现扎哈原来的想法，原本的金属表皮被石材所取代，流畅的曲线就无法实现，近看十分粗糙，这些都不是扎哈设计上的问题，是中国的施工技术和品质达不到建筑师要求的地步。而她的另一些建筑在中东、意大利、德国完成度都非常好。方振宁举例罗马21世纪国立当代艺术馆，“从围栏到景观到公共空间中的座椅，都形成一种强烈的势，这个我在其他建筑师的设计中从未见过。”
这样的言论难免有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之嫌，毕竟建筑不同于艺术和哲学的价值在于，它的主要功能是满足人居住和活动的实际需求，那么作为建筑的使用者、观看者，普通人而非仅仅是学者，理应对其有评价的资格。
不过，诚如李翔宁所指出的，融合和对立是相对的。当我们周围的95%都是平庸日常之外总也需要一些城市的点睛之笔——所谓的地标性建筑。很难想象所有的建筑都如同扎哈风格（当然这也不可能），这将是城市的灾难。但是诚如一个人一身素色，需要一件亮眼的珠宝来提升一下，扎哈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曲线”裹挟下的女建筑师
不论生前还是死后，扎哈在很长时间以来都被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女建筑师”，各种荣誉桂冠层出不穷，但是“女性”这一限定始终不变。这一限定也许在其他领域显得不可理喻，但建筑行业一直都有这样持久而又突出的性别鸿沟。根据美国建筑学院上次的统计，在2013年，尽管建筑学院录取的学生中有一半是女生，最终只有18%的人得到注册建筑师的执照。如果去看看事务所中女性技术指导的比例，这个数字更是低到5%。
2004年，扎哈成为第一位普利兹克奖的女得主。第二位得这个奖的女性，妹岛和世在6年后与她的搭档西泽立卫分享了这一荣誉。2015年，扎哈也成为首位获得RIBA金质奖章的女性。在受奖之前，扎哈曾评论说要在这样一个男性主导的行业立足是十分困难的。“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出色的女建筑师涌现出来，但这不代表这条路很轻松，有时候挑战十分巨大。”
但恰恰是扎哈所立意为之奋斗和消除的性别歧视和女性身份，令她在这个男性主导的行业中独树一帜，锦上添花。李翔宁评价扎哈时就这样说道：“扎哈真正的革命性在于把建筑形式的可能性往外再拓展了一步，但是实际上弗兰克·盖里在她之前已经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了。而她的性别和阿拉伯身份才使她凸显出来。” 而这一无意的“助力”，相信是扎哈本人即便坐享却并不乐意接受的。
性别属性、文化身份、火暴脾气、标志曲线，这些标签在很大程度上树立了扎哈在建筑界、时尚圈乃至更广泛领域内的知名和成功，却也成为桎梏她的锁链。
有人说，扎哈给了我们一张通往未来的通行证。我们姑且不把这个看做对一位先锋者的赞美，而是抱着中肯的态度，在研究她的作品、技术、动机和表现之后，再看看这个人的性格，也许5年、10年之后，她所期待的公平会来临，人们也会对她做出更加公允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