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游客在看《与猴子们在一起的自画像》（1938）照片来源：盖蒂图片社

　　关于自拍的艺术，我们能从弗里达·卡罗那里学到什么？她的自画像从未像今天这么有意义。　　弗里达·卡罗逝世前几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希望快乐地离开这个世界，永远别再回来。”之后结束了夹杂着巨大病痛以及独特艺术创作的那段岁月。　　卡罗的遗产与现代生活之间有着强烈的共鸣。她创作的自画像让人们发现了如今许多关于自我记录的矛盾动机，这些动机在暴露和面具制作之间不断变形。　　詹姆斯霍尔开始创作《自画像：一段文化历史》时发表了如下声明：“自画像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忏悔时代非常重要的视觉作品类别了。”毫无疑问，我们立马就会想到自拍现象——但这真的能被定义为自画像吗？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卡罗的作品在很多方面都能给我们启发。她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大部分在于其不变的面部表情：她板着脸从画布里面盯着外界，每一幅画几乎都没什么表情。泰特美术馆将她的脸形容为“冷漠得像个面具”，似乎比较贴切。　　这种面具般的脸对于经常上脸谱网的人来说简直太熟悉了，因为那上面充满了没有笑容的“鸭子脸”。　　心理学家安德鲁·斐比斯基博士在BBC的一项趋向调查中表示：“自拍让你与事物或他人取得联系。”不管笑还是不笑，自拍在很大程度上呼应卡罗画自画像时的表情动作。

　　　《戴着荆棘项链，围绕着蜂鸟的自画像》（1940）

　　卡罗大多作品中的重点都是前后有关联的。她让我们透过面无表情、面具般的脸，集中注意她视线旁边的物体。比如说，在《戴着荆棘项链，围绕着蜂鸟的自画像》（1940）这幅画中，她身旁有只猫、一只猴子还有重要的荆棘项链、蜂鸟。这些物体的象征意义比脸本身告诉我们的信息更多：蜂鸟引发的自由和欢乐是由死亡支撑着的，同时被画家颈上的荆棘所桎梏。　　正是这些道具创造了卡罗独特的标志，或说是杰梅恩·格瑞尔所称的“表现”。他写道：“她塑造自身特点的过程包含了创造一个带着有趣道具的合适背景，比如动物、花朵、以及床头的骷颅头塑像。”　　像”控制“自拍一样，卡罗通过将自己与这些物体联系起来，从而塑造了自身的特点。　　卡罗的作品在表情上发人深思，但同时也深深地扎根于社会背景。比如说《我和我的鹦鹉》（1941）就是20世纪自拍照的类型。漂亮的鹦鹉是其扎根于墨西哥传统的表现，这也是她特点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我和我的鹦鹉》（1941）

　　《在墨西哥和美国边境上的自画像》也是如此。这幅画是她在美国4年居住过程中所作的，期间卡罗非常渴望回墨西哥。她不变的表情依然表达不出什么含义。然而卡罗站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好像被撕裂一般，标志着美国工业资本主义和墨西哥淳朴灵性的农业生活之间戏剧性交叉碰撞。　　卡罗的自画像并非道林格雷式般透过脸看到画家的灵魂；相反，她让我们看的不是她的脸，而是脸之外及旁边的事物。正是这些“道具”——卡罗养的动物、衣服、树叶等——强烈地暗示了画家的心思，展示了其特点中反映的情感和社会联系。　　当然，卡罗自画像和我们的自拍照之间的不同点超过了相似点。我们不能将其作品贬低到跟我们粗鄙的自拍照相提并论，这样就亵渎了她的作品。我建议我们把相似之处作为自我塑造的启发。卡罗用一种非常有创意的方法展示了形象塑造的可能性。那么，让我们借鉴其精髓，抛开枯燥，努力在自我塑造中变得更有想象力、更有启发性。把猴子们带上来吧！